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逄先知，曾担任过田家英的秘书，和田家英相处日久，对于他身上的优缺点也是了解的。
在顺境的时候，田家英会显得有些骄傲；处于逆境的时候，情绪往往变得消沉、颓废，人也变得脆弱。
在逄先知看来，田家英的悲剧命运，和他处于困境当中，性格上凸显出的脆弱有很大影响。经不起挫折又缺乏韧性。不过，总的说来，在逄先知眼里，田家英是一个优秀的读书人。
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：
1、《怀人说史》.逄先知著.
2、董边（田家英妻子）的相关回忆文章.
两个读书人的纠葛
逄先知作为一个时代的过来人，他对很多事情都比我们清楚，在逄先知看来，田家英身边最危险的“敌人”，就是同为笔杆子的陈伯达。
田家英和陈伯达是老相识了，当年在延安的时候，两人都在政治研究室工作。伟人当时是主任，陈伯达是副主任，而田家英只是政研室经济组的一个研究员。论资历和级别的话，陈伯达是田家英的上级，资历也比他深厚。
当时，两人虽说都在政研室工作，但是工作接触并不多。田家英和陈伯达工作上的接触，也就是田家英要帮忙找一些资料给陈伯达。
当时的延安，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很好，陈伯达写文章需要查找一些资料作为佐证，这个困难的工作往往就交给田家英来负责了。
陈伯达当时在延安写了不少书和文章，田家英也帮他搜集了不少资料，也算是一份功劳了。但是，陈老夫子的作品出来后，却质问田家英，说他做了什么工作。
这态度让田家英觉得心寒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对陈伯达有了不一样的认识。
建国后，随着田家英职位的升迁，他和陈伯达之间的工作接触也变得频繁了起来。尤其是田家英作为伟人的秘书，身边的“大管家”之后，陈伯达就开始和田家英接近。
从逄先知的角度来看，他认为田家英对于陈伯达的刻意接近，显得十分反感。因为那个老夫子会时常询问，最近伟人都看了什么文章，什么书籍，等等。这让田家英觉得陈伯达表面上看着老实、谦虚，实则是伪善。
不管是逄先知，还是田家英的妻子董边，从他们二人的相关回忆文章里都能看出，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评价都很低：作风霸道、心地狭隘、爱贪功又暗藏野心；甚至于，他用“伪君子”、“小人”、“野心家”这样的字眼来评价陈伯达。
对于其中的孰对孰错，我也不去计较和分析，只是客观的展现出过来人的一些资料和评述，我不去评价其中是非曲直，就只和你客观讲述。
不过，在逄先知的记述里，提到的这么一点，我个人倒是赞同的。
陈伯达写的文章和书，容不得旁人提不同的意见，虽说他有时候会谦虚的征求你的意见，但往往对你提出的意见置若罔闻。除此之外，其他人要是在伟人那里搞出一些成绩，尤其是在文章方面的成绩受到赞扬的话，往往会惹来陈伯达的嫉恨。
关于这点描述，我在胡乔木的相关文章里也有看到过，细想之下，也觉得陈伯达会有这样的态度，也属实正常。
一来自古文人相轻是常态，二来陈伯达仕途的命运是寄希望于伟人身上的。因此，他也就不得不过多的去关注这些动向了，毕竟这是事关他切身利益的事。
因此，顺着这条线索捋过去，当田家英越来越受到重用的时候，也就成了陈伯达心头上的一个心病。
1955年的时候，重新成立了政治研究室，陈伯达是主任，胡绳和田家英是副主任。但是，奇怪的是，作为政研室一把手的陈伯达，对于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不闻不问，研究室的日常工作，全交给了田家英和胡绳来完成。
这个，或许也是陈老夫子的一种无声抗议吧。
到了1962年，趁着伟人对田家英的态度有些疏远的时候，陈伯达就打小报告，说田家英在政研室里独断专行，自己一个主任管不了，只能当一个甩手掌柜。也由此，在一次会议上，田家英就受到了批评。
在逄先知的印象中，当时的田家英很是生气，对于这种背后告状的行为十分生气。他不管不顾，直接就给陈伯达打去电话质问。电话那头的陈伯达毕竟理亏，支支吾吾，难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他不怕陈伯达
六十年代的陈伯达，不仅是《红旗》杂志社的总编辑，还兼任着不少重要职务，可谓是风光一时，地位显赫。
但是，性格耿直的田家英是一个吃不了暗亏的人，要换作是别人，对于打小报告这事，也就是认了吃个暗亏了。田家英却直接打电话过去质问，也属实是性格耿直了，也说明田家英并不惧怕陈伯达。
当然，田家英这种态度，自然是惹来了陈伯达的嫉恨，他虽一时奈何不了，但这长期积攒下来的怨恨，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爆发出来，于田家英而言，是个灾难。
田家英不趋炎附势，也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情绪，对于那些看不惯的鄙视和憎恶，常常挂在脸上。而他同时也是一个不能被折服的人，这就注定了仕途和人生道路上的悲剧了。
1966年5月，就在田家英被正式宣布停职反省的前13天，陈伯达就敏感的嗅出了苗头。
于是，他就在马列主义研究院里，鼓动大伙主动揭发田家英。和田家英关系好的同僚，后来也遭到了陈伯达的点名批判，譬如和田家英相交甚好的柴沫。
就在田家英自尽的前一晚，那一夜，只有妻子董边陪伴在他身边。董边在文章里也讲述了丈夫当时的精神状态，很是不好，我就引用董边文章里原话吧：
“我是江青、陈伯达诬害的。常言道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”
1981年的1月25号，这二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，和死缓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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